但我们要有耐心！我们不久即能结束焦虑这个题目了。我不能许诺说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会令人满意，但取得一些进展总还是有希望的。
在此期间，我们获得了所有种类的新发现。
例如，我们对焦虑的研究为自我增添了一个新特点。
我已经说过，自我比本我弱小，它是本我的忠实奴仆，渴望着执行本我的指令并实现它的要求。
我们不打算收回这个论点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这同一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得较好的部分，它面向现实。
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。
而且，如果自我作为自身能够对本我中发生的各种过程施加影响的话，我们亦无需感到惊讶。在我看来，自我是根据焦虑所显示的信号，通过运用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快乐—痛苦原则来施加其影响的。
但是，自我后来又很快地再次表现出它的软弱性，因为由于压抑的行动，它放弃了对它的一部分组织的控制，并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长时期地脱离它的影响。
此外，关于焦虑问题尚需指出，虽然在我们这里，神经病焦虑已经变成了现实焦虑，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况的恐惧，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。我们应该迈出另一步，虽然它将是向后的一步。我们向自己发问，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中，实际上构成威胁的和被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显然不像从客观方面所判断的那样，是对患者的某种伤害。
因为这种伤害在心理学上是毫无意义的。它是由于伤害而在患者精神上引起的某种东西。例如，作为焦虑状态原型的诞生行为，毕竟决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伤害，虽然它可能包含着一种伤害的危险。
像上述各种危险情况一样，诞生行为的基本内容在于，它在人的心理经验中引起了一种高度紧张的兴奋状态，这种状态令人痛苦，而人们又不可能借助释放来对它加以控制。
快乐原则（tiple）的各种努力在它面前土崩瓦解。
我们称这种状态为“创伤性”的因素（‘trau）1。因此，如果我们逐一地理解了神经病焦虑、现实焦虑和危险情况，我们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论点：那个令人恐惧的东西，那个作为焦虑对象的东西，始终是创伤性因素的浮现，快乐原则的正常作用对它无能为力。
同时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，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受来自外界的伤害，它只